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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川陕苏区医疗实践中的价值观

信息来源:四川地方志  时间:2017/3/29 9:26:32  阅读:164

传承奉献精神 弘扬核心价值观

[内容摘要] 川陕苏区的医疗工作者发扬实事求是、自力更生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因陋就简或就地取材,自行研发器械药品,坚持中西医结合,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为挽救红军将士生命、保存革命实力,提高根据地军民健康水平,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始终坚持革命理想信念,牢记服务宗旨,而在医疗实践工作中所形成的道德精神是川陕苏区精神的具体体现,为后人留下了有着重要价值的传家之宝,是值得当今医务工作者发扬和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还有着特殊的称谓——当时,人们习惯把通过革命和实践锻炼而学得了医疗技术的医生称为“红色医官”,把从敌人部队里投诚或被俘虏而来参加革命队伍的医务人员称为“医官”。

[关键词] 传承奉献  弘扬价值  川陕苏区  医疗实践

[正  文]

川陕苏区的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以“应对战争、争取生存”为己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大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出生入死,积极投身于医疗救治工作,医治了千千万万的红军,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为巩固和壮大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世人展现了集体智慧及其核心价值观。

一、坚持革命信念,形成了勇于奉献的价值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川陕苏区的“红色医官”“医官”们是一支在革命熔炉中铸就的意志坚定、不怕牺牲的崭新医疗队伍,是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医生。他们无私为人民,坚信必然胜利,胸怀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的理想和信念,自愿集合到共产党的红旗下来。他们把自己从事的职业与崇高的革命事业融为一体,为了革命,勇于奉献,有的甚至付出的是宝贵生命。他们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陶冶了情操,锤炼了人生价值。

川陕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们为了共同信念,积极奋战在各个医疗岗位。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首任院长周光坦,为了解决缺少医生的问题,翻山越岭,遍访乡野,找来了60多名老中医,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继任院长苏井观,为壮大医疗队伍,培养更多的医疗人才,在原医护人员培训班的基础上,创办了红色卫生学校,并担任校长,学校由最初的20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每期培训时间为3个月,他亲自编写教材,讲授课程。同时,他在通江王坪正坝,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手术室,亲自做手术,处置疑难病人,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了无数手术外科技术人才。

1933年7月至1934年8月,张琴秋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期间,“门外汉”的她积极投身于医疗实践,无私地给予伤病员特殊的护理和优待,挽救了一大批伤病员的生命。一是特别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适当心理治疗。她经常深入病房,通过“摆龙门阵”等方式,和伤病员交心谈心,了解伤病员的家庭情况和伤病员的疾苦,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安慰鼓励他们要充满信念,克服困难,尽快治好伤病,早日归队。二是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上给予关爱。她多次带着新剧团到各病区、病房和各分医院及军师医院进行慰问演出,还到病房给那些不能行走的伤病员唱歌跳舞,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带去精神安慰,减少病员的思想压力。同时,她和医生、护士与重伤员一对一挂钩,为重伤员喂饭、喂药、洗手洗澡、洗衣服,还帮他们倒屎倒尿,使这些重伤员深受感动和鼓舞。三是集中精力解决粮食和医药问题。反六路围攻期间,前线战斗十分紧张,伤员一批批送往后方医院,一时间,总医院困难重重,不仅缺医少药,而且粮食供应也成了十分困难的问题。望着一个个受伤的战友,躺在病床上受痛挨饿,她心急火燎,便主动担起重任,冒着战火的危险,带领医务人员四处筹粮和采药。当她得知当地有位名叫杨成元的妙手神医时,立即上山拜访请他出山,三番五次,诚恳所至,杨成元终于肯到总医院工作,他不仅治好了许多伤病员,而且,还为总医院培养了不少中医骨干。张琴秋在医院工作期间,她和医务人员和伤病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人们都称赞她是好同志、好大姐、好主任。①

川陕苏区时期,徐立青、朱光、曹述成、甘元景、隰积德、周吉安、张雨滴、丁世芳、杨成元、林春芳、史群英等等,这些有名的还是没有留下姓名的数百名医务工作者,他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勇于奉献的精神,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从这里,一批批红军伤员重新走向前线,不仅壮大了红军有生力量,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红色根据地。

二、坚持服务宗旨,形成了无私奉献的价值观

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前,川陕边一带人民生活是缺衣少食,极其贫困,人民的身体健康情况更是羸弱病残。为改变健康状况,消除广大劳苦群众疾苦,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及各医疗机构,采取各种措施宣传普及卫生知识,以此来提高人民的健康知识,增进人民的身心健康,更好支援革命。

省委宣传部编辑出版《一般的卫生常识》,省苏维埃政府编辑出版《卫生常识》。《一般的卫生常识》主要宣传健康方法、空气的用处、公众地方卫生、晒太阳有什么好处、防备生病的妙法、饮食卫生好习惯等常识,要求人们加强体育锻炼,勤换衣服勤洗澡,饭前便后要洗手。《卫生常识》则着重说明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为了更有效更直接普及卫生知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们也主动参与卫生宣传工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在《干部必读》上发表韵文,宣传战地卫生,如:“衣服要常洗,被巾要常晒,洗脸洗脚洗头洗身,时时不懈。”“饮水要干净,食物要清鲜。”“人马死尸要深埋,腐物垃圾要送远。”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写作《简略卫生知识》,分析疾病发生的原因,提出卫生工作的八项注意,还列举了夏秋之际主要流行的疾病。

开展群众性卫生普及运动,有效保护了当时军民的健康,为川陕苏区得以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也是川陕苏区医疗卫生人员谱写的精彩篇章。

1932年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到达通江泥溪场后,根据形势发展和战事需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野战医院和红十师医院为基础,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又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以下简称为总医院)”。由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均未设立卫生部,因而总医院既是医疗机构,又是集医、政、军、教于一体的医疗卫生工作机构。1933年农历正月,总医院迁驻通江毛浴镇,病房分布于瓦室、九浴溪、雷家河、圆池河一带,收治伤病员1400多人。同年5月,空山坝战斗激烈,伤员骤增,总医院从泥溪场迁往檬坝(今两河口)的长坡,有中西医生14名、医疗看护人员30名左右,收治伤病员1500名。据《通江苏维埃志》记载 ,1934年红四方面军为粉碎 “六路围攻”,“大小战役战斗,打了140多场,为了夺取反‘六路围攻’的最后胜利,连续几次重大战役打得十分悲壮,红军伤亡也惨重,伤病员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仅万源保卫战,就有三四千伤病员转过来,“每天做手术后扔掉的血棉花,都要捡一大麻袋。”③广大医务工作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川陕苏区的医务人员工作无私无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努力做到多收快治,提高治愈率和归队率,降低残废率,使医疗卫生工作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为了更好地救治伤病员,总医院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全方位地救治伤病员,尽全力减少死亡。总医院的规模也为当时罕见,除总医院院部外,总医院还下辖7个分医院、5个军医院及所属师医院,另有4个连的卫生队。所有伤病员按病情分编为一个重伤连、一个干部伤员连、一个修养连、9个轻伤连和2个病号连,分住在方圆10多里的民房内,既能及时实施医药救治精心护理,又能改善生活丰富营养,还积极开展心理疏导,促进早日康复重返战场。

1935年红军奉命离开川陕苏区时,总医院将所有伤病员编成4个团,随大部队一道长征。途中最困难的是伤病员的转移,但“不丢下一个伤员”是川陕苏区医务人员一条铁的纪律。据担任转移总医院伤病员任务的妇女独立团连长潘家珍回忆,虽然“部队转移的最大困难就是转移总医院1000余名伤病员,其中需要担架转运的有500多人”,但“决不允许丢掉一个”

三、坚持自力更生,形成了自强不息的价值观

川陕苏区的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特别缺乏,为了战胜重重困难,他们不等不靠,在缴获、没收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通过各种渠道采购、大量种植、自制和替代等多种办法解决。

到白区购买药品是川陕苏区当时解决药品缺乏的重要途径。一是报请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委托陕南特委在陕西地区大量购买药材,或从陕南国民党军驻军孙蔚如部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1933年6月,通过统战工作,红四方面军与陕南国民党军驻军孙蔚如部达成了互不侵犯默约,孙通过红色交通线给红军赠送了10批药品。二是由总医院派人扮成商人到万县、重庆、达县、南充等地购买了大量药材药品,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也安排苏区各经济公社和贫民合作社大量收购中草药或西药,川陕省委总经济公社再组织运输队将收购的药材运到通江、南充、巴中、南江等地的医院。另外,当时整个川陕地区不仅西药缺乏,就连中药也缺,医院每天需要中药1000副(剂)左右,才能满足病号需求。为此,总医院专门成立了60多人的采药队,在通江、南江、万源等地采集药材,采药队的李文祥能识别500种中草药。1934年春,痢疾传染病流行时,仅总医院中医部每天用中药就达2000副(剂)以上,赤江县1月内采(收)集民间各种药材达5400余斤。采药队白天采药,晚上回来制炒,这样基本满足了各医院的需求。

总医院的中医部、西医部都建立了制药机构,并且自制了大批中西药品,堪称全军的一面旗帜。缺乏镇痛药,西医部就将鸦片烟提炼成吗啡,经临床验证,镇痛效果好;没有麻醉药,就把漂白粉和白酒混合蒸馏,制成一种叫“哥乐方”的麻醉剂,伤员在手术前服用,能起到麻醉作用;没有外伤的消肿西药就用中药代替;没有消毒的药,就用盐开水代替。

总医院因地制宜解决医药器材奇缺的困难,没有镊子或其他医疗器械,就由总工厂的铁工自己打造。普通外用器械都是利用废旧钢铁、铜器、铜钱打造的,大小换药镊子、探针、消毒器等则是利用银币、首饰打造而成,没有外用药纱布就用土粗纱布代替。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和物资封锁环境下,川陕苏区的红军将士、广大医务工作者依靠自力更生、锲而不舍、自主创新、勇于超越的精神,为挽救红军将士生命,保存革命实力,作出了卓越贡献。

四、坚持鱼水情谊,形成了拥军爱民的价值观

战争年代,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不仅决定着军事斗争的胜负,甚至直接关系到军队的存亡。我军官兵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从根本上说同人民群众是一种鱼水相依的关系。军爱民,民拥军,我党我军的这一光荣传统在川陕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战线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涌现出了一幅幅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画面。

“由于当时川陕一带流行病盛行,老百姓子女死于麻疹、天花、钩蛔虫病者居多,据不完全统计约占35~48%;出生儿死于破伤风者约占70~80%;人民患肺结核死者约60%以上;患梅毒者约占到人口80%以上。”当时苍溪有一首歌谣说:“穷得狗在锅里卧,那还有钱去吃药。有病惟愿早些死,免得活着受折磨。”④

1934年春天,在整个川陕边一带正流行着伤寒、痢疾和疟疾等疾病,不但在红军部队泛滥,总医院所在地王坪也较严重,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总医院的医务人员把群众的疾苦当成是自己的疾苦,除了完成分内工作任务外,经常抽出医务人员给群众治病,并把药送到老百姓手里。通江桑丝坪村苏维埃主席何九德,其弟何元德、父何建寿父子三人相继患上疟疾,红军立即派医生给何九德父子三人治病,其家中生活困难,还送去了粮食,在总医院的帮助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何九德父子三人的病很快就治好了。同时,总医院医生还经常组织卫生队给儿童种痘,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积极帮助他们预防疾病。

川陕苏区的广大医务人员在参与救治各地严重流行性痢疾中,付出了血的代价。1934年秋,痢疾曾大范围地蔓延两月之久,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许多家庭全家感染死亡。仅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住院病人多达2200人,其余各县区医院每院收治病人普遍在500人左右,因痢疾而死亡的,最高记录一天达170余人,在各医院服务的近200名中医师也因染上痢疾,死亡超过三分之一。

总医院初迁通江王坪的一段时间,蔬菜困难,粮食紧张。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总医院伤病员就自己动手,利用一些闲散的荒地种粮、种菜,并喂养生猪。由于根据地内物资缺乏,特别是食盐奇缺,医务人员还把自己节约的食盐送给当地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群众度过盐荒。每逢大忙季节,总医院和各分医院都要抽出部分干部医务人员帮助当地群众抢收抢种,还常常为驻地附近的群众背水砍柴、放牛喂猪、管理菜园、打扫清洁卫生等日常事务。

1933年11月4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出关于的《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中,写道“拥护红军,拥护伤病员,做鞋袜冬衣,集中各种物资送到红军医院去。”⑤同年12月11日,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给红色彩病战士还发了慰问信,鼓励他们“快快养好,早日到前方去消灭我们的阶级敌人”。县苏维埃、财委、经济公社经常抬着猪肉、糖、鸡蛋、蔬菜、鞋袜和其他日用品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还经常组织慰问队(由女同志参加),到医院给伤病员洗衣服。这些举动使得伤病员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那时川陕苏区流行着《快把衬衫交给我》的歌谣:“红军哥,红军哥,才到咱这山窝窝;出门就得上山坡,弯弯小路累得汗儿多;快把衬衫交给我,洗净穿上多展妥。”充分体现了人民爱护红军的情怀。在反“六路围攻”中,达县、宣汉、万源就有数万群众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向前方将士运送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帮助红军挖战壕,抢修工事,抢救运输伤员到医院,为红军做饭、送水等。⑥

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时期,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人道主义,忠实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艰苦奋斗,积极为苏区革命事业服务,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苏区的广大医务人员用鲜血和生命构筑、凝聚而成的、在革命斗争的熔炉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道德精神,是“红色医官”们为后人留下的有着重要价值的传家之宝。

当今,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医疗卫生行业发生重大变革,医疗技术和医务人员的待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一些医务人员的价值观也因市场经济趋利性的影响而发生了偏移,义利观模糊,医德医风也成为了社会关注、人们多有抱怨的社会问题。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纠正医药行业的不正之风刻不容缓。广大医务工作者应传承和弘扬苏区“红色医官”的崇高道德境界,自觉履行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社会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肩负起和平年代“救死扶伤”的使命,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注释:

① 李芝兰:《巾帼壮歌——川陕苏区女红军纪实》,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②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9页。

③ 林超、温贤美、刘炳强:《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3页。

④ 林超、温贤美、刘炳强:《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5页。

⑤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⑥ 林超、温贤美、刘炳强:《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